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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关心北极
文 | 本刊记者 刘春兰 摄影 | 赵隆   栏目:封面故事   来源:商业生态   发表时间:2016-01-06   浏览:766

 

文 | 本刊记者 刘春兰 摄影 | 刘春兰

 

      东经15.39°、北纬78.13°,有这样一个小镇,镇上只有2000多人口,却有3000多头北极熊和他们比邻而居,这种陆上最大的食肉动物随时可能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可是,小镇居民却认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每天一早,小镇的总督(相当于镇长)办公室会预告当天熊出没的情况。居民一旦看到北极熊,也会马上汇报总督办公室。镇上主街道两旁的建筑规定不能锁门,人们如果遇到北极熊,可以最快地躲进建筑物里。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很多公共设施(医院、剧院等)仅有一个的小镇上,却有四个幼儿园。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人喜欢把儿女带过来,无它,足够安全尔,孩子们可以在镇上尽情玩耍。


      这个奇特的小镇叫朗耶尔城(Longyearbyen),是挪威属地斯瓦尔巴德群岛(Svalbard)的首府。在有关北极的大量条约、协定中,最具国际色彩的莫过于《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根据这个签订于1920年的条约,所有缔约国的公民,在接受挪威政府法律管束的前提下,无需申请或签证,皆可进出斯瓦尔巴德群岛。1925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加入了该条约。换言之,中国公民可以自由进入斯瓦尔巴德群岛,在那里工作、生活或进行科学考察。


      一个中国年轻学者和“北极热”
      去年年底,年轻的中国学者赵隆行使了这项权利,担任挪威极地研究所(NPI)的访问学者,分别在特隆姆瑟(Tromsø)和斯瓦尔巴德访研。回忆起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见闻,赵隆说:“最大的感受是融合。岛上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比如有很多泰国人,可能觉得泰国太热,所以要到冷的地方。民族间的界限几乎消失了,至少在我碰到的人里面,很少有人问我从哪来。大家就认为你是一个普通居民,无论肤色、头发等等。”


      “融合”往往和“共生”相连。无巧不成书,去年12月1日,赵隆出版了他的《北极治理范式研究》。书中,赵隆在分析现有的区域治理范式(初级)和多边治理范式(中级)之后,提出北极治理的高级阶段应该是共生治理范式。在他看来,北极环境保护的合作与治理是产生共生治理的“最佳土壤”。


      2007年,俄罗斯的北极“插旗”行为让人们的视线聚焦这个区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随之出现了一股“北极热”,和北极相关的各种文章、激辩见诸新旧媒体。那时候,赵隆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大半年,工作环境使他得以近距离观察这股研究潮流,后来更是参与其中—赵隆将北极定为自己在职博士的研究方向。《北极治理范式研究》一书的前身正是赵隆的博士论文。

      很多时候,一种现象“热”是因为之前“冷”,而且“热”总会过去。事实也是如此,目前国内社科领域的主要北极研究成果大多源于前面的这股“北极热”,但“从去年开始,关于北极的文章和研究成果很少了。这股热劲似乎已经过去了”,赵隆分析说,首先,相关刊物没有版面给北极的研究文章,这直接导致一些学者将研究方向对准更“热”的话题;其次,这和国内学界“以短期成果为主,长期成果为辅”的研究风气有关;再者,北极这样一个全球性话题,在政府尚没有明确的政策出台前,个人研究有很大阻力。


      不过,“北极热”的影响也是看得见的。赵隆表示,在那之前,几乎所有的北极国家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都存有疑心,国内基本也没有任何讨论北极的双边或多边研讨会,但近几年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些环北极国家尤其是北欧几国的态度出现了松动,比如2013年,北极理事会接纳中国成为正式观察员,同年底,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成立。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慢慢开始重视北极问题,据透露,《北极政策白皮书》有望在近期发布。


这样的变化固然离不开中国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全球经济影响力,但也和很多中国学者这些年来研究北极,发表文章,在国外各种场合不断发声有很大关系,像今年1月份的“北极前沿(Arctic Frontiers)”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惠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等一些中国学者都做了发言。


      当我们谈北极,我们在谈什么
      作为域外国家,中国为什么关注北极?中国关注北极什么?北极热刚开始的时候,国内很多学者将目光落在了北极潜在的油气资源和航道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上,但很快他们发现,这种可能性至少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兑现。


      以油气资源为例,首先,现有的油气开采技术还不足以应对北极恶劣、复杂的自然环境,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开采将让人类失去地球上的最后一方净土。此外,赵隆提及一点,目前,“北极地区可能蕴含着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3%的石油储量和30%的天然气储量”这个结论只有美国地质调查局一家在2008年公布,数据的准确性需要进一步确定。


      和“油气资源”、“北方航道”相比,“气候变化”这个中国关注北极的理由有些“缥缈”,但它确实是很多北极域外国家关注北极的基本前提。相信很多人对2008年1月春运期间中国南方的冻雨灾害印象深刻,已有研究报告显示,它和此前一年9月份北冰洋出现海冰覆盖率历史最低点存在关联。另一研究则显示,如果北极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盖完全消融,中国的海岸线将向内陆切近400公里,那时候,广州、上海、天津等地将不复存在。在年初的“北极前沿”大会上,杨惠根明确指出,这种密切的相关性才是中国关心北极的初衷。


      这个初衷决定了中国当下关注北极的重点—环境问题和科学考察。中国从1999年夏天开始由政府组织对北极地区的综合科考,到去年夏天,中国极地科学考察(CHINARE)的科考队完成了六次北极之行,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我国的北极科研水平还在追赶国际领先水准的阶段。单说破冰船,中国在目前只有一艘从别处购来的二手“雪龙号”。不过,根据杨惠根介绍,新的破冰船已经在建造当中,同时,和美国、加拿大合作设计的一架飞机也即将会用于极地研究考察中。


      目前,中国的北极科考主要还集中在海冰、气候变暖对北冰洋的影响、北极海冰消退与中纬度气候的联系、极光、海洋生物等自然科学的领域。“我们其实可以开始进行一些资源上的勘探。但我们勘探不是说为中国自己勘探,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数据,看看这个数据是否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勘探数据相符。”在赵隆看来,中国想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不能只是帮别人创造就业机会,而是应该为全世界创造一些公共物品,比如说一些数据,一些科研成果,甚至是某种环保理念。


      截至目前,中国组织的六次北极科考中,都可以看到国外科学家的身影。杨惠根表示:“北极地区的整个生态系统极其复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凭一国之力完成所有关于北极的科学研究。因此,国际间合作是北极科学研究中的必然组成部分。”


      赵隆从社科研究的角度也表示,中国目前参与北极事务的手段应该以多边机制为主,避免去创造一些小范围的合作机制,甚至要避免去多做双边之类的合作,应该在多边的场合多发声,让北极的各个利益相关方明白中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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