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公平贸易的事情不少。特朗普大谈“公平贸易”政策，引来不少公平贸易运动人士的不满，称其混淆概念。“赫敏”艾玛·沃特森新片中的戏服是公平贸易面料制成的。

公平贸易运动源于上世纪50、60年代，欧洲的一些宗教、慈善组织和非盈利贸易公司提出贸易不应只为利益最大化，也要保证各方尤其是农户的收益。随着国际公平贸易协会（IFAT，1989）和国际公平贸易认证组织（FLO，1997）的成立，这种帮助贫困农民的贸易方式逐渐进入更主流的市场。

发展至今，公平贸易已经超越词眼本身，代表着一项社会运动、一个道德标签、一种基于对话、透明和尊重的贸易伙伴关系，一种可以帮助农民有尊严地脱贫且不返贫的扶贫实践。2015年，公平贸易被联合国认定为扶贫领域的最佳实践之一。

不过，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公平贸易还是个新鲜事。但也有人已经为这项理念所心折，投身其中。张兴，就是其中一位。

有尊严地脱贫且不返贫

张兴是北京菲翠公平贸易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家经过认证的公平贸易经销商，目前经销来自南非、法国、泰国、巴基斯坦的公平贸易产品。虽然只是一名经销商，张兴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是：让更多中国农民了解并加入公平贸易。

这和张兴过去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经历有关，他看到，很多农村儿童的问题源于父母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他意识到，公平贸易是一条可以让农民在家乡谋生的道路。

于是在去年，张兴和云南当地的伙伴杨海宇策划了一个云南地区的培训项目，计划在一年内组织当地的农民合作社进行培训和走访，最后陪伴其中一些有基础也有意愿的合作社完成公平贸易认证。

这个项目得到了博世中国慈善中心的支持。博世中国慈善中心是博世在中国开展公益慈善事业的主体，2016年，慈善中心公开征集，希望扶持助力教育与扶贫事业的优质公益项目和小型公益组织的创新公益项目。张、杨两人的项目作为后者之一入选，获得了20多万元人民币的支持。目前，两场培训已经分别在云南保山潞坝新寨村和丽江完成。

张兴（右一）在丽江培训现场

 

全球脱贫之战打到现在，这个星球上仍生活着8亿多极端贫困人口，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5575万人（2015年），那些暂时脱贫的农民也仍面临着返贫的风险。

公平贸易是如何帮助农民有尊严地脱贫且不返贫的呢？

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是关键。通常，公平贸易产品的收购价比市场价高出5%，即使是在市场处于价格低谷时，农民也可以获得有保障的最低收购价。以第一次培训所在地云南保山为例，其咖啡豆售出价格是5.9元/斤，远远低于公平贸易咖啡豆的最低收购价，约为10.6~11.7元/斤，几乎是两倍。

除了经济层面的硬性规定，公平贸易在环境层面和道德层面上也有细致入微的要求。比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少量或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而且，这不仅关乎环境生态，也关乎农民的健康。最近的研究显示，使用农药受伤害最大的其实是农民，而不是消费者。对妇女和儿童权利的尊重也是公平贸易原则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张兴谈到，公平贸易的收购价已经这些支出考虑在内。

泰国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因为市场竞争，泰国南方的香米种植农户不得不使用化肥农药提高产量，由此形成恶性循环。5年后，一个国际组织发现，当地妇女的生育率大幅下降，原因指向了她们所使用的化肥农药。发现后，政府开始引入公平贸易的做法种植香米，10年后，当地妇女的生育率开始逐渐恢复原有水平。

“社区发展基金”也是公平贸易体系里的另一个关键设计。每年，一定比例的公平贸易产品销售所得会返还给农民合作社，用于社区建设，如卫生设施、灌溉设施的改善，儿童教育条件的提升，农民自身能力建设等等。每个合作社依据一人一票的形式决定基金的具体用途。这个民主决策的过程也是FLO认证时的重要衡量标准。2015年，公平贸易的返还基金为1.38亿欧元（折合约10亿元人民币）。

“贸易应该是促进人的发展、社区的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也是我喜欢公平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内容。”杨海宇说道。

因此，在张兴看来，公平贸易这样一种经过时间、不同文化和地域检验的扶贫实践应该在中国的扶贫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认为，公平贸易内含的高质量、环保、有机生产、生态等理念也吻合当下的农业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趋势，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重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而对于农户来说，获得公平贸易认证，就相当于给自己的产品贴上了高质量和道德产品的标签，获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准入证”。

扎根中国土壤的挑战

然而，目前国内只有14家认证的农民合作社，占全球1.2%，而且它们的产品基本销往海外。尽管好处很多，公平贸易这颗国际种子要在中国扎根，还需要解决不同层面的挑战。

比如具体操作上，语言首先是个门槛。所有申请资料都是英文的，认证后，农户还需要面对来自全球的贸易商。刚开始，这些工作可以在志愿者或者其他机构的协助下完成，张兴认为还可以培训一些文化水平高的村官成为公平贸易专员。但终究，农民合作社需要成长起来，这也是公平贸易的原则——培养农民的能力。

另一个棘手之处是公平贸易的民主原则。邓仪是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也是大地有生农民生态产业专业合作社联社的理事长，培训中他谈到，中国目前的农民合作社基本是一个能人领导二十几个亲戚组成的能人合作社，是否可能通过不同方面的权重来衡量一个合作社是否民主，而不是只看简单的举手表决。他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下，公平贸易的审核和推广，应该有它的突破。”

张兴回应说，在不影响原则的前提下，公平贸易的要求会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举了江西婺源大鄣山有机茶农协会的例子。它是中国首家获得FLO公平贸易认证的茶农协会，第一轮申请时也卡在了“民主”这上面，后来其创始人洪鹏在《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找到章程，说明村民委员会的主任是由农民自己选举而非上级委派的这个关键点，才得以通关。这家协会的有机绿茶目前占到了欧洲有机绿茶市场的一半。

 

认知层面的挑战也不小。目前，国内大部分消费者仍是价格敏感型，让他们接受公平贸易产品的合理溢价，将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工作。而对于那部分已经对价格不敏感、要求品质的消费者来说，他们也有各式各样的新型消费方式可供选择，如个人信誉担保销售、社区支持农业、定制服务等。换言之，不乏竞争者。

针对这两年流行起来的个人信誉担保消费，张兴认为，农业也是一个专业领域，这不是个人信誉完全可以保障的，而且个人信誉保证可以维持多长时间也是个问题，此外，个人信誉可以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圈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效益，对消费者的确有一定的帮助，但对整个中国的农业来说，对建立消费者信任来说，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公平贸易是一个已经经受住时间和地域检验的体系，调查显示，公平贸易标签是全球消费者最信赖的道德标签之一。

朴素的期待：不坐过山车

蜂金龙是丽江附近老君山周边黎明乡黎光村的村委会书记，他所带领的村合作社也是大地有生联社的成员之一，在过去的农业生产中，他们的农户已经有意识地保护环境资源，避免破坏当地的脆弱生态环境。

培训期间，这位书记拿着记事本，认真记录，同时也很实际地根据自己村里的情况提出问题，比如他们产出的并不是咖啡、巧克力、茶叶这些大宗商品，而是野生核桃、野生蜂蜜、白芸豆等，是否适合申请成为公平贸易产品。对此，张兴解释，全球目前有三万种获得公平贸易认证的产品，而且FLO愿意帮助所有品类的农产品进入认证体系。

 

黎明乡的千年核桃树

 

虽然对这个新事物仍有思虑，也觉得几万块的认证费是件大事，这位书记愿意一试的心已经动了起来，而且，他朴素表示，他并不期望公平贸易会一下子给自己带来多少改变，但是他觉得这种改变是特别正向的、可持续的，也是符合他们少数民族的生活理念的。

 

张兴、杨海宇和蜂金龙在核桃树下展开探讨

 

邓仪也表示：“公平贸易的真正意义在于，农民生产的产品每年都可以稳稳当当的卖出去，每年有订单，建立永续的合作关系，今年生产的白芸豆有人买，明年生产的白芸豆也有人买，这就够了。”

两人都表示愿意参加到后续的走访和认证尝试中。且在邓仪看来，“一个案例的成功比你喊口号一百遍都要重要。哪怕失败了，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样的制度和文化积淀下，推动公平贸易的短板在哪里。”

 

摄影：刘春兰/张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