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颇乡村的定制教育试验,让迷茫的小精灵找回自己
文/刘桂颖
“怀着崇敬接纳孩子,带着爱教育他们,护送他们迈向自由之旅。”华德福教育创始人鲁道夫如是说。这自由,来自于孩子们身体、心理、精神的健康,是遵循生命本质的长远发展目标。那么,如何在中国的偏远乡村的少数民族孩子身上实践华德福教育,给予他们量身定制的教育?榕树根在云南德宏对景颇族的孩子们进行了一些实践,《商业生态》在上海专访了其联合创始人李旸。
音乐响起,六个黑黝黝的男生跳起了街舞,他们的眼睛散发着精灵般的光芒,他们的身体是唯有大自然可赋予的宽厚、结实,他们充满野生力量的肢体表演获得了全场由衷的掌声。
他们不再是第一次见到李旸时躲在大树后的害羞的孩子,也不再是看不到出路、迷茫的青春期少年,而是聚集着无限能量的一个个小宇宙。
五年前,北京姑娘李旸随着研究载瓦语言的荷兰人乐安东来到云南德宏时,一下子就被景颇孩子们吸引了。他们熟知大自然的动、植物,知道各个花期、可以吃的果子、哪些叶子碰了会痒一整天,还像小猴子一样爬山洞,还会现制竹筏过江,“可能真的是和这些孩子有特殊的缘分,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很受触动,说他们是小精灵,不是一种比喻,是真实的感觉。”
但是,随着深入了解,小精灵内心的黑洞给李旸带来了更深的触动。景颇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除了其他乡村儿童面临的留守问题,还要面临着毒品、艾滋的社会问题。这是旅行者去到景颇寨子不会发现的,他们看似都很开朗,会带着客人唱歌跳舞、去了解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世外桃源。
据联合国资料显示,这里是吸毒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在我们生活的和走访过的许多景颇寨子里,青壮年男子一半以上都是长期吸毒者,每个家里都有吸毒的爸爸、叔叔或爷爷,孩子们都知道毒品的害处,但他们又会无奈的掉进这个深渊。”长期以来,很多孩子生活在缺少正能量的家庭里,爸爸被抓去戒毒了,妈妈离家出走了,留下奶奶和孩子们。
这些孩子没有获得发自内心的自我认可和自主能量。小时候那么有灵性,有那么好天分的孩子在初中却是差生的角色,看不到出路的孩子们早早辍学,要么出去打工,要么游手好闲。
来往景颇寨子两年后,李旸决定离开北京,定居在德宏。因为她看到山里的小精灵初成长的状况非常糟糕——染发、抽烟、喝酒、飙车——他们横冲直撞在街上,迷茫的像无头苍蝇,想找刺激,想找快感和成就感,没有一个正当的途径去释放青春期的力量和荷尔蒙。李旸最难以忍受的便是他们的自暴自弃,“他们青春期的情绪起伏很大,很迷茫,很颓废,特别容易放弃。他们的口头禅就是‘老师,我做不好,算了吧。’我特别恨那句算了吧。”
榕树根儿童活动中心响起了新闻联播的音乐,误以为是央视重播的孩子们听完混合中、英、载瓦语的榕树根新闻后,都笑了。
榕树根的新闻里有和孩子们一起跳兔子舞的外星人,也有取消除法教学内容的教育部长,但更多的是孩子们自己的故事——喜欢吃胡萝卜和卷心菜的同学得了“人兔综合症”,需要大家一起调查情况;乐安东博士和景颇大董萨在英语营毕业证书里嵌入了古老咒符,放弃英语学习的同学将会受到不停打嗝、长期便秘、大声放屁等恐怖的惩罚。
这是乐安东和李旸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录制的“榕树根新闻联播”。在看得见漫天星星的竹楼里,迷茫的小精灵们开始慢慢找回自己——他们开始被理解、开始获得作为个体的尊重。“我们的鼓励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走进他们心里,我眼看着他们的变化,我们彼此都很有成就感,这是我和孩子们的一种默契。”李旸不再属于律师事务所,也不再是WWF或NRDC的传播总监,她在中缅边界的深山里开始了深感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
但是,从一开始,这便是一条崎岖之路。回想起建造儿童活动中心的那18个月,李旸不住摇头说,盖房子真是一把辛酸泪。农村的盖房师傅不是专业建筑工人,全凭经验,根本不看设计图。只好由李旸和乐安东先和建筑师把细节图学懂了,再拿木板、砖头和筷子给工头演示。建了拆,拆了建,不情愿的农民罢工,逾期的时候还要担心山体滑坡,加上还贷压力,李旸几乎没有躺着睡觉的时候。最令人措手不及的是——工头坑钱,历经无数的曲折和屈辱,才得以拿回部分钱款。李旸说,那真是疯狂的状态,“晚上做兼职,只睡一个小时,白天眯十分钟。当时我想房子盖好了该有多高兴,但真的结束了,我特别平静,如此而已,盖完了。”因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李旸患上了抑郁症。
房子盖好后,成为200多个孩子们周末必去的乐园,李旸和乐安东也与附近的西山乡营盘小学合作,在课表内开设了自主设计的创意写作和趣味英语课程,覆盖了周边15个景颇寨子的孩子。但是,榕树根的周边是一处处暗涌。人们不明白一个外来的组织,不为钱扎在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人拦住前来采访的媒体说,他们是骗子,你们还是回去吧。乡亲们说,孩子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听他们的话,还那么开心往那跑,肯定不是去学习……榕树根就像不明飞行物落在山里,人们都不明白榕树根竹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变化。
的确,榕树根不属政府,也不是企业,它只是一家挂靠在公益组织的民间教育实验平台。李旸托朋友关系,把榕树根挂靠在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下面,“这是很无奈的,法律上是合法的,可以接受捐赠。长远来讲,榕树根肯定要注册的。”
榕树根联合创始人乐安东和李旸
因为很多榕树根的学生没有父母了,李旸就代为去参加家长会。两个小时的家长会只有五分钟谈学习,其余都是安全问题,打架、飙车等行为,似乎学生没受重伤、活着毕业就是老师最大的任务。
对于乡村教育的支持,很多人还停留在捐书、捐衣服,或者是捐鸡蛋、牛奶的理解层面上,其实孩子们真正缺少的是对心灵的关怀,特别需要优秀老师的陪伴。政府对乡村教育的关注仅仅停留在对孩子们的物质援助,对乡村教育的资金投入也停留在校舍和配件捐助,而对于老师的需求和孩子们的需求尚没有给予太多了解。
但是,假设让乡村老师生活更加有体面,孩子们获得了更多的陪伴,乡村教育就找到出路了吗?李旸的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有些老师很好,但是一些无心的举动挺破坏孩子自信心的,这并不是老师或学校的问题,而是我们国家教育理念的问题,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他们没有把学生当作人去教育,而是把他们当成螺丝钉来适应体制,没有让教育去适应孩子,不尊重他的个性、天分和特点。应试的问题是让所有孩子只能适应一种,但是对于那些生性比较有创造力的孩子,只不过是需要另一种方式去学习的孩子,这是不公平的,尤其对大山里的孩子更不公平。”
李旸想做的,是把城镇儿童都不敢奢望的“量身定制教育”带给乡村儿童。首先,榕树根做的事情是着重给孩子建立自我和价值感与成就感。自我感觉好的人才能迸发出力量去学东西,没有这个感觉的孩子们获得知识都是空中楼阁,他们永远不相信自己可以学好,特别容易颓废、放弃。
榕树根设置了自然物艺术创作和山上寻宝等活动,帮助他们找到自信、自我,而最受欢迎的是由景颇族传统故事改变的木偶戏,孩子们自编自导自演,在各个村寨里巡演。李旸说一切学习都是从自我认同开始,“其实,我们写作课不是为了学写作,英语课不是为了学英语,都是为了给孩子们注入一点点能量,让他感觉自己很好。”
但是,对于那些处于青春期的大孩子们,已经错过对书本和阅读爱好建立时期的孩子们,该如何设计课程?李旸灵机一动开了街舞课,非常逆反的男孩子们开始变得很阳光、很开心、很爱笑,因为他们在街舞课上找到了自我和自信。
李旸给他们安了职位,有音乐总监挑选音乐,也有时尚总监负责大家的发型和服装,动作比较好的就是技术总监,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到后来,他们还组织在一起上课,以前从来没那么主动,现在准时或提前来上课,而且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历程,和反复的失败,他们全部都戒烟成功。那些曾经被老师们数落、放弃的差生、不良少年,组成街舞队后,被人们邀请去婚礼上跳舞,档期还很紧张,孩子们都觉得特有面子。
在上海,孩子们参加街舞表演之前接受专业老师的培训
看着孩子们在上海caster工作室的街舞表演,李旸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个姑娘偶尔还会被抑郁症所困扰,为捉襟见肘的资金流感到焦虑,但是初心未改的坚毅和充满正能量的乐观,打动了越来越多关注乡村教育的人。
“如果很长远的讲我要干嘛?我想应该是用一辈子的时间给乡村孩子做一个适合他们的教育体系,说个好理解的比喻,就是中国乡村版的华德福吧,尝试各种教育方法去探索什么最有效,因为他们太需要有人为他们设计不同的教育方法。”
被问及这一辈子的乡村教育探索研究能改变多少?李旸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我坚信这批孩子会好,绝对会好。”
摄影:王孜 部分图片来自榕树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