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冈特·鲍利的 “蓝色经济”的蓝图里——一切都可以从大自然找到灵感，人类可以仿效生态系统来实现零排放，在保护、调适、增值自然系统的同时创造经济价值。相比之下，目前所谓的“绿色经济”却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和企业投资，同时要求消费者支付更多，结果是用较多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甚至更少的产出。

 

如今，鲍利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讲故事的人”。他无疑是一名出色的传诵者，无论是联合国的官员，还是各国的首脑，或是商界的领袖、设计师，都愿意坐下来，静静聆听他所阐述的“蓝色经济”的故事。

 

不过，在修炼成为“讲故事的人”之前，鲍利的人生经历了各种角色。出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他，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毕业之后，充满创业激情，一头扎进了创业生涯，在他手上，前前后后一共创办了12家公司。1983年，他当选为第一届“世界十大杰出青年”。

 

1984年，是改变他人生的重要一年。当他读到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和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团队出版的《世界现状》的时候，一种冲动油然而生 ——“我想要真实地把这些地球环境的问题告诉每个人。”他来到华盛顿找到了布朗，提出要出版他的书。布朗打量着眼前的这位年轻人，问道：“你是哪一家出版公司？”鲍利答道:“我还没有成立出版公司，但我会办一家，因为你所写的东西，应该让每个人都知道。”

 

于是，鲍利成了一名出版商，以《世界现状》（State ofthe World）和《维生征象》(Vital Signs)两种刊物的形式把地球问题介绍给那些不肯正视事实的欧洲商业界。然而，他觉得读到的都是坏消息，他希望能得到好消息，而创造好消息的唯一途径就是亲自去实现它。当他去寻找机会的时候，旁边的人总是会告诉他——“你需要很多钱和很多经验，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让他意识到，要实现他的愿望，必须要改变商业的游戏规则。

 

机会就这样降临。1992 年，当生产清洁用品公司Ecover濒临破产的时候，这家公司的主人找到了鲍利，希望鲍利能够拯救他的公司。“如果按照现有的运营模式，我是不可能拯救你的公司的，我需要改变，我要创建一个生态工厂。”鲍利直言不讳，也因此得到了第一次利用生态学改变商业模式的机会。他砍掉了过去花在广告上的成本，这几乎占了所有成本的三分之一，他把这部分钱花在了建立一个真正绿色的工厂上——屋顶花园帮助调节工厂室内的温度，改用风能和太阳能进行水处理……9个月之后，这家原先不起眼的工厂封顶完工了，它立即在欧洲名声大震，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超市主动要求销售Ecover的洗衣粉，后者在18个月里获得了比利时6%的市场。

 

“最关键的地方是我意识到我可以改变商业模式，在这个全新的商业模式里，包含了商业、生态、社会、以及文化的因素。”在鲍利的工厂里，每个周末，都会迎来学校里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们并不是来参观工厂的，而是在这里进行演出。“我们为孩子们创造了巨大的舞台，表演戏剧、歌剧、合唱。让孩子们来工厂看演出，也许能改变孩子们对工厂的看法，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并不愿意在工厂里。”

 

Ecover的实践让鲍利对“绿色工厂”信心倍增，他甚至看到了通过开设更多这样的工厂来创建一个全球品牌的可能性，不过，他的合作伙伴们却持有不同意见，他们更希望工厂转“黑”，然后成长。

 

鲍利选择了离开，继续追寻他的梦想。1994年，日本得到了在东京举办1997年的COP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次缔约方会议）的权利。就在那个时候，联合国和日本政府给鲍利抛来了绣球，请他来思考这样一个题目——“请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碳排放的话，商业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任务正好符合鲍利的心意，他离开了比利时，来到了东京的联合国大学，并在那里创立了“零排放研究倡议”组织（ZERI），专门用来研究“零排放”系统，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用推广。

 

 

“我很幸运。”早在1994 年，鲍利的办公室里就有快速的宽带线路，将他与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室联接了起来。“1995年，我组织了历史上第一次的互联网视频会议，是在北京与斯德哥尔摩之间的会议。”先进的通信设施让鲍利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联系上了。“在1994年到1996年那些年里，大家对《京都议定书》抱着很高的期望，每个人都想参与进来。在这之后，我决定把这一切都实现出来，这让科学家们觉得很有意思。”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当纳米比亚的一座啤酒厂开幕的时候，纳米比亚的总统兴致勃勃地前去参加，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剪彩庆祝，而是用这个工厂的废弃物所生成的沼气煮了一壶咖啡来庆祝。

 

这正是鲍利一手推动的结果，他把“零排放工厂”化为了现实。这个工厂酿造啤酒所排出的水，流入了附近的池塘，专门用来养殖鱼。在啤酒发酵用过之后的谷物堆上生长出了蘑菇，这些蘑菇能在当地的市场上卖个好价钱，要知道纳米比亚的蘑菇都是进口得来的。同时，蚯蚓吃着剩下的谷物，成功地将植物蛋白转成了动物蛋白，之后蚯蚓就成了养鸡场的喂食。蚯蚓和鸡所排出的废物被一个“消化器”转化成了沼气，这些沼气又被用来支持啤酒工厂的发酵，制造沼气过程中排出的“废物”成为了池塘里的“鱼食”。

 

通过ZERI，鲍利建立了全球网络的科学家联盟，通过网络工作小组，他提出与零排放有关的各类命题，然后分布在各地的科学家们，志愿根据各自的领域参与到不同命题的讨论中去，如今已经有4600多名的科学家参与到60多个不同的讨论小组——比如啤酒工厂的项目，有专门的小组讨论蘑菇，另外的小组讨论蚯蚓，或是沼气。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找到了我，告诉我他们有新的想法。”在16年里，鲍利用他的实践和执着赢得了他在科学家群体中的口碑。在他搜集到的2233项的创新想法中，他精挑细选了100个零废弃、零污染、低成本、却能创造庞大商机、带来众多工作机会的创业蓝本，这也因此而成就了他的著作——《蓝色经济》（The Blue Economy）。

 

跳出盒子，去看看大自然中的鲸鱼吧

 

《商业生态》：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师法自然，并将之转化为产品？

 

冈特·鲍利：首先我们应该为此做好准备，从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知识中走出来，也就是从盒子里跳出去，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比如，解决这个麦克风用电的问题，如果用绿色经济的思维模式去考虑的话，那么大家就会想到去寻找绿色电池，但我会觉得那还不是最好的方法，怎么能让它根本就不用电池？因为在自然界，没有谁会使用电池。这就是转变点，更重要的是你的方法，你如何看待现实。你不要被眼前的现象所蒙蔽，去转变思考。如此，创造力就会出现。

 

《商业生态》：要说服人们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你所说的蓝色经济，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冈特：有两种方式会推动改变，一种是危机，比如说，我得了癌症，那我必须要戒烟。因为我们面对危机，我们才做出改变。但一些人做出改变，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愿景，比如，小孩了解到鲸鱼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6～12伏特的电，它并不需要电池，这是多么美妙！这就是愿景。有些人改变是因为危机，但我希望创造愿景。我提出蓝色经济的目标，是向人们显示有许多改变的良机，去看看大自然中的鲸鱼吧。

 

如果只是为了钱，我不会有兴趣

 

《商业生态》：在你挑选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所提供的创新方案的时候，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鲍利：我总共有21条标准，最前面的6条标准是：第一，它能否呼应人类的基本需求？它是否能够给予你更多的水、食物、更好的居住、更健康、更多的能源或工作？第二，它可以在当地的现有状况下实现吗？第三，这个创新是使用的物理原则还是化学原则？物理原则优先。第四，如果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是可以收获很多好处，而不是只有一个好处。第五，这个创新最终的结果是使得产品更便宜了，而不是更贵了。第六，我只想实现那些能够带来就业的创新，帮助创造有意义的好工作。

 

当工业化国家的青年失业人数徘徊在25%，在发展中国家超过50%时，世界的领袖们会不会认为下一代是没有的，这对全球社会意味着什么？更糟的是，如果青年人和弱势群体也认为自己是没用的，那就意味着系统会严重衰退，社会处在极端的危机中。

 

每天，我都会获得10到15个新想法。我会通过我的方法进行筛选，如果是我觉得“可能”的话，那么我会告诉我的科学家们，然后我会得到他们的反馈，如果有反馈说“这是非常出色的想法”，那么，几个星期之后，我就会在那里了。我要亲眼看看这个人和他的实验室，而且我会感觉出——这个人是否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或只是为了钱。如果只是为了钱，我不会有兴趣。

 

让政府成为背后的支持者

 

《商业生态》：如今，ZERI是通过怎样的工作方式推动蓝色经济发展的？

 

鲍利：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在不断改变。一开始，我们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东京，很典型的日本方式。后来，我开始分散化管理，因为当地的语言很重要，我们基金会的第一个海外办公室设立在巴西。到今天，我们全球有27个办公室，但每一个办公室都各自独立，不需要向总部汇报，每个办公室都有各自专注研发的主题。

 

我的角色就是整合和联接。当我来到中国，得知青岛面临蓝藻的问题，我告诉他们我们在巴西的团队很早就研发这个领域了。在我们的巴西中心，我们有47位藻类领域的博士，是位列世界第一的藻类研究所。为什么我们能有呢？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实现为所有的穷人提供食品保障这个目标。前任巴西总统卢拉提出了“消除饥饿”的政治目标，我们找到了卢拉，向他指出——巴西南部的湖里有着世界上最多样化的藻类，你应该利用生物多样化做些事。从此，巴西政府为之每年都专门拨出四个名额的博士预算，16年之后，就会培养出很多博士。

 

《商业生态》：你如何为项目的研发和实施获得资金？

 

鲍利：不同的国家筹款的方式不一样。巴西这个例子，是从政府那里得到资助，但在日本，是从商界得到资助。德国，大部分是从私人企业获得资助。在哥伦比亚，是从大学筹到钱。不过，如果需要很多新的学术研究的话，那么，不仅仅让政府花钱，而且要让政府采纳它，要让政府成为背后的支持者。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商业生态》：除了你提出的蓝色经济理论，还有类似的循环经济理论，比如“从摇篮到摇篮”，你如何看待你们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鲍利：“从摇篮到摇篮”这个名词是在1992年提出的，是在我的工厂里。迈克尔·布朗嘉特 （Michael Braungart）和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ough)来参观我的工厂。我也认识瓦尔特·施塔尔(WalterR. Stahel)，这个世界很小，大家相互都认识，每个人都做得很棒，把循环经济往前推进。迈克尔和威廉最主要的是想做好的商业，瓦尔特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而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们相互需要、相互补充。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你需要讲一个好故事。因为当你听故事的时候，会发挥想象力。我不是一个版权拥有者、商标拥有者，或是专利拥有者。与别人非常不同的是，我选择“开源”（open source）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做对世界有益的事情，不能成为自己个人的版权、专利。

 

有些事无需等到有所成就时再去做

 

《商业生态》：谁给了你最初的启发，来投身于现在的事业？

 

鲍利：在大学学习经济学的时候，我从一个意大利人身上得到了启发，他就是奥雷利奥·佩奇（Aurelio Peccei），他是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曾经担任过菲亚特的总裁。当我聆听他演讲的时候，我想——他不可能是汽车公司的总裁，他谈论的是有关地球、污染、食物、饮用水。如果他能成为汽车公司的总裁的话，能够那样思考、行为的话，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想成为创业者，我之前一直认为我首先要赚很多钱，然后我可以为环境做些好事。但他让我意识到，这并不是必须的，我并不需要等上二三十年，这让我看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那就是将环境、经济、社会、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商业模式。

 

（摄影_彭辉）